江南燕子

    试论屈原的创作心理

摘要：在高尚的人格和“发愤以抒情”的创作观念支配下，屈原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奇异的个性气质达之于诗歌创作，常常表现出愁神苦思的迷狂心态和创作心理，具体来说，它主要包括激情的强化、极度张扬自我、重言、语意朦胧和语词多义四个方面。迷狂心态使他的诗充满激情和超现实想象，屈赋是自觉运用超现实想象艺术思维的范例，对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具有范式意义，它客观上突破了儒家所倡导的以“温柔敦厚”为主的传统诗教。

关键词：屈原；创作心理；迷狂；愁神苦思

      屈原是战国末楚国由盛转衰时期的一个贵族知识分子，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富于创造能力、感情激越而感伤的诗人，有着独特的思想个性和艺术个性。在高尚的人格和“发愤以抒情”的创作观念支配下，屈原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奇异的个性气质达之于诗歌创作，常常表现出愁神苦思的迷狂心态和创作心理。可以说，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除了杜甫笔下的盛唐“醉中八仙”外，难以找到可以和屈原这种创作个性媲美的艺术家，更何况屈原这种迷狂心态是以愁神苦思为底色的。

      柏拉图指出：“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1]柏拉图可以说是最早注意到艺术创作中迷狂的精神状态与诗人灵感关系的思想家，这一观念在西方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随着非理性主义的盛行，它有了更广泛的嗣响，如尼采的酒神精神，叔本华的迷狂理论，弗洛伊德的作家与白日梦等等都强烈认同艺术创作中迷狂的心理活动。

      迷狂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心理活动，最突出的表征是激情的强化。激情是情感的强化，是在外界环境和自身环境的适宜刺激下增大情感的强度和力度。

      屈原激情的爆发都在被疏和放逐之后，以《离骚》、《天问》和晚年江南创作为标志。自疏或见疏是屈原人生第一次严重创伤。此时，对个人政治生命的忧虑盘桓于心，因而不断回顾自己的政治道路，表白自己的赤子忠心，指斥群小党人的蒙蔽君王；同时也对楚怀王的回心转意寄予厚望，所以在“两美其必合”的人生信念支撑下，对自己的自尊心、自信心充分展示，对内美修能反复的强调，上下求女为君求贤。但这一切终归迷茫，他的疑问太多了，这种情思郁积已久，与日俱增。当它蕴藏的心理能量达到饱和状态时，创作的激情如火山喷发一样，使诗人进入迷狂状态，因而我们看到《离骚》、《天问》不朽的幻象型艺术的华章。

      后来，屈原的政治生命发生了剧变，怀王被囚客死他国，顷襄王即位后国运衰微，长期的流放苦难日重一日，屈原的生命状态随着年华老去也身心俱疲；但这棵沉思的老树的精灵从未停止思索，他回忆过去，他走进历史，他悲恸于郢都的荒芜，他咀嚼着流亡的艰辛，他问占于太卜，他不屑于渔父。对个体政治生命的逝去和楚国国势的倾颓命运持续地焦虑、恐惧。此种情思裹挟着生命灿烂年代的美好理想郁结于心，已经成了经久挥之不去的情结，当自杀的冲动点燃诗歌激情的火花时，那便是《远游》的飞天出世的曼妙遨游，那便是《悲回风》沉郁细腻的忧伤摹写，那便是《招魂》奇特的巫风和巫风中悲凉的呼唤。梁启超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屈原是情感的化身，他对于社会的同情心，常常到沸点。看见众生苦痛，便和身受一般，这种感觉，任凭用多大力量的麻药也麻他不了。”[2]这正是对屈赋情感表达强度的揭示。

      屈原创作迷狂的第二个表征是极度张扬自我。屈原是一个极端自信以至于自恋的诗人，他对自己高贵的出身、崇高的理想、虽九死其尤未悔的求索精神和内美修能毫不掩饰，即使是他的焦虑、恐惧、留恋、彷徨等负面情绪，也一一形之于笔墨。故梁启超曰：“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从前并不是没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的专家。如三百篇及其他古籍所传诗歌之类，好的固不少；但大半不得作者主名，而且篇幅也很短。我们读这类作品，顶多不过可以看出时代背景或时代思潮的一部分。欲求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要研究屈原。”[3]也就是说，屈赋的创作旨趣在凸现自我的人格。屈原之前，诗人之个性在作品中虽有所表现，然而并不完整，也不集中，直至屈原，作品才真正显示了作家的个性。可以说，屈原留给我们的并非仅仅是那些作品，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中国文学经验里，表现自我是一种传统，张扬自我如李白者尚多，但不如屈原自我表现的如此鲜明突出。正是这种有悖中庸之道的自我形象塑造，给许多正统儒家解骚者以口实，如班固所谓“露才扬己”之论。

更重要的是，在极度张扬自我的时候，他往往表现出愁神苦思的本色。

      刘勰曰：“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文心雕龙·辨骚》）这正是阅读屈赋后读者的普遍感觉。钱钟书也说：“读之如覩其郁结蹇产，念念不忘，重言曾欷，危涕坠心。旷百世而相感，诚哉其为‘哀怨起骚人’也。”（《管锥编》）钱钟书先生在这里揭示出了屈原创作迷狂的第三个特征：重言。即屈原在作品里面反复出现的意绪、意象、语词甚至相同或相似的语句，它显示了屈原思维兴奋和跳跃性强的一面。

      屈原创作迷狂的第四个表征是，语意朦胧，语词多义。

      前人对屈赋创作的象征性特征以及它所带来的语意朦胧和语词多义有较多说明。如：

　　        《离骚》之文，依《诗》取义，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谄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

　　         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喻谄邪，比兴之义也。（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对屈赋比兴、象征的理解，学界一般不主张像王逸和刘勰那样坐实，但所谓“引类譬喻”、“讽兼比兴”的创作原则是存在的；而且它是《诗经》给予屈原的文学滋养，也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比如《离骚》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屈原在这里将教育和培养楚国胄子以培植香草喻之，其意显然。又如《涉江》曰：“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将善鸟“鸾鸟凤皇”比喻贤忠之臣，把恶禽“燕雀乌鹊”比喻为奸小佞臣，这显然也是不错的。其他的如以饮食芳洁比人格高尚，以服饰精美比品德坚贞，以女子身份比君臣关系等等，不一而足。

      造成这种语意朦胧和语词多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史料缺乏的原因，也有解释立场和方法的问题；但也与创作者情感状态有关。当创作者情绪饱满、激情飞扬以至于波澜壮阔、层叠排奡之时，词不达意、言不及义的情形便会产生，这既是言意内在矛盾的体现，也是诗人诗性智慧的极致，它往往传达出诗人难以名状的深刻体验和丰富的意旨内涵。

      迷狂在精神病理学上也称癫狂，它一般指由精神疾病引起的言语或行为的异常。精神病理学家研究认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出现迷狂是有根据的，躁郁性症状与高度创造能力可以共存，因为他们在忧郁时所受到的痛苦可为他们在狂躁时的创作带来深度。屈原一生主导的精神状态是抑郁，“极高寒的理想”难以实现的痛苦长期啃啮着他，“中正”的理性精神使得“极热烈得情感”总在抑郁中不断蓄积、膨胀，当外在诱因出现时，诗人不得不放纵自己的诗人气质和感性精神，在一种如痴如醉，似我非我的幻象中陷入迷狂浑茫的状态。诗人艺术家往往生活在内心世界里，屈原更是常常生活在自我营造的梦幻世界中。晚年的他徘徊在境界线上，出现了一些心理异常状态，与他经常游离现实而沉溺于迷狂的创作当中也有一定关系，而且二者相互作用，将屈原推向更高远更陌生的高寒孤危境界而不能自拔，因而死亡意识越来越强烈，死亡的预期也越来越清晰。

      刘勰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是的，屈原用全副的生命把自己的才情与个性灌注在了每一首“精采绝艳”的诗作中。诚于中、形于外，屈原悲剧人格中神经质倾向明显，而宜人性偏低，加上自恋人格，使他的诗既充满自我意识和感性精神，又显示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杰出的创作才华，而迷狂心态使他的诗充满激情和超现实想象，屈赋是自觉运用超现实想象艺术思维的范例，对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具有范式意义。它客观上突破了儒家所倡导的以“温柔敦厚”为主的传统诗教。其非理性的创作体验不仅与柏拉图时代的酒神精神交相辉映，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本土资源，而且《楚辞》与《诗经》一起异质同华，形成轴心时代辐射千秋的诗歌典范。

注释：

[1]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文艺对话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8页。

[2] [3]梁启超《屈原研究》，见褚斌杰编：《屈原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7页；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