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燕子

     也许是研究屈原的职份使然，我对三峡中的秭归多了几分亲近与熟稔。在我看来，秭归的文化空间是以屈原的家乡乐平里为精神原点、不断荡漾开去的。第一轮涟漪在西汉的香溪河，昭君和亲的眼泪四溅而起，如桃花一般灿烂和凄婉。从此以后，“屈子衣冠犹有冢、明妃脂粉尚流香”。殆至明清，素有“中国第一农民诗社”的“骚坛”异代接响，楚骚余韵，绵远悠长。历史的积淀，让我对“中国诗歌之乡”的秭归总是充满敬意。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特别是三峡大坝的修建、移民的搬迁，当代秭归作家群站在这片厚实的文化沃土上，无论是被现代文明的水电之光温暖还是灼伤，从乐平里到香溪，从归州到茅坪，淹没、迁徙、后退，构成了他们无法抗拒的生存背景。这是非常吊诡的历史穿越，当年的屈原和王昭君也是淹没在无边的绝望中，只能行走他乡，生活在别处，在退无可退之时，屈原和昭君一样决绝，无论跳入汨罗，还是投身大漠，再也无法在春天去撷取任何一株家乡的芷兰。时代的赐予，又让我对当代秭归作家群又多了一份期待。

    现在，我手头摩挲着梅子的两本散文集《飞翔的姿势》（2004）和《我的梦树开满了花》（2011），捕捉她那自我超越的艺术路径，我觉得对研究当代秭归作家群，具有典型性和借鉴意义。那就是，当淹没的命运无法阻挡之时，有的人会沉沦，而有坚定的文化使命感、丰沛的人文情感、执着的艺术追求者，便会屏住呼吸，选择沉潜。对梅子来说，从骚坛的天空俯冲，抵达秭归文化空间的历史深处，映照个人的情感色泽和当下的生存境遇，既有一种明确的方向感和敏锐性，也有一种撞击大地的力度，也就是说，正是梅子散文中由浅而深的文化乡愁，完成了她的自我超越。

     在《飞翔的姿势》中，梅子毫不掩饰自己对宋代词人李清照的热爱，五大板块，分别以李清照的《渔家傲》、《菩萨蛮》、《醉花阴》、《摊破浣溪沙》和《清平乐》中词句统摄个人生活的五个方面，很有逻辑地呈现了女作家的情感空间与心路历程。《生活在别处》分别写了告别三峡之旅、昭君村、中堡岛、泗溪、大学时代的城市（宜昌）、当阳玉泉寺、归州老城。这些貌似游记的作品，实则和传统游记相去甚远，作者有意无意抹掉了游赏的轻盈与快感，充斥在字里行间的是吊古伤今的忧伤与迷惘。面对即将沉入水底的江边村落，作者说：“能搬走的，都搬走了，留下断垣残壁，还有记忆，祖先们的墓冢，和洒在土地里的血汗。”“站在民居和大坝之间，身后是历史，身前是历史，在心头滋生、蔓延的，仍然是历史。”对多次拜谒的昭君村，作者说：“现在是怕去，空间的距离并没有改变，回溯的路却越来越远。站在昭君像前，面对昭君的一生，感到自己的渺小，对生活无能为力，终将被时间埋没的悲哀在心灵深处低徊”很有意味的是，任何一个地方对作者来说，都是“别处”，也正如作者在卷首所引易安居士的词句“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这种在个人经历的历时性叙述中既充满忧伤与迷惘的情绪，又具有女性作家少有的空间感。不能把他乡做故乡的话，那么，回忆故乡生活如何？在《每月都有三月三》卷首，作者引用的是李清照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打开记忆之门，穿越历史的烟尘，写故乡风物、追问祖先血脉、回忆遥远的栎树林、家鸟、朋友之间的砥砺等等琐碎之事，作者不停地在追问：“童年、青春、理想，已遥远成梦。还有什么，会变成梦呢？”《我的风花雪月》没有浪漫，只有生活的狰狞面目，“我”只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因为梦中有丑陋的老男人，有永远怕不上去的山，怎么也飞不到的南方，爱和孕育的痛苦。于是，寻梦，撑一只长篙，向阅读深处漫溯，作者去寻找阅读的幸福，屈原、尼采、劳伦斯、三毛、张炜等等，当这一切悄然进行时，作者不知不觉领悟了爱的真谛，区分了性与性别以及艺术的魔力，在要守住自己命运的信念确立之后，作者要替自己招魂，她很自然地回到了大地——《生活在这里》于是有了像《心灵之华》中那些对生命的透彻领悟，无论男人女人、文学历史、爱情婚姻、父亲母亲、朋友同事，“梦想与躁动，日已远去，心绪就像每天陪伴在书桌上的茶，日常、平和、或浓或淡”。

     在我看来，作者第一本散文集《飞翔的姿势》精心结撰的体例本身就是对自己心路历程的梳理、情感之河的疏浚。来路上的芜草、钩刺、牵绊被删刈殆尽，去向的坚定便显得义无反顾，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作者的第二本散文集《我的梦树开满了花》不再有那么多的忧伤与迷惘，文笔变得厚重而灵动，浓郁的文化乡愁一派旖旎。

     写昭君，作者变得更为大气，不再是叹服昭君的勇敢与智慧以及鼓励女性同伴去向昭君学习，而是在追问“生在今天，我们没有了昭君的怨恨，也不必具备她那样的勇气。我们失去的，是什么呢？”在胡汉对比中，在古今对照下，在南北异样情感的描述中，触摸绝代历史佳人之于今天的思考。

     读楚辞，说屈原，作者分别有了三篇力作《属于楚辞的时光》、《由读楚辞想到的》、《在端午，想起汨罗江》，作者认为“屈原是爱美之人，若以蓬头垢面的慵懒之态读其作品，有不敬之嫌，内心感到不妥”，这是对经典的敬畏之心；当作者发现作家张炜也有《楚辞笔记》的时候，更是受到激励；当作者在吟诵楚辞的时候，发现用秭归方言来读，似乎更能抵达屈原的内心；从秭归到汨罗，“独行千里来到汨罗江畔，我原本怀着不可名状的悲伤，但现在，我明白自己是从一个家乡到了另一个家乡。你的选择是对的。你知道屈平河流进长江，终将与汨罗江相会在洞庭，你融进汨罗江，也将融进屈平河。”这不再是一个对自己故乡抱着狭隘情结的小女人，视野的开阔，胸襟之广大，于斯可见。

     写欧阳修与夷陵的关系，王安石曾说“庐陵事业起夷陵”，作者说：“这话不假，但说当年夷陵沾了欧阳修多少光，却未必。他在夷陵任职时间太短，说不上造福一方。”这确实独具慧眼，颇具学术眼力的洞见。

     李清照，作者对其情有独钟。《吾爱李易安》一文，由“词”“梅”“酒”“情”“魄”“梦”六个部分构成，俨然一部李清照文化史，其中“梅”“情”二节，不啻是文化散文，更是学术随笔，讲女性，论男权，说口唾、辩再嫁，作者对笔下人物的研究毫无疑问是深刻的，所倾注的感情更是血泪和之，可谓情感丰沛，理性灿然。

     秭归是个极易让人萌生文化乡愁的地方。山水是大自然给予这座小城的慷慨馈赠，在这座城市的精神史上，屈原和王昭君无疑是两个最具山水品格的城市人格符号。如果说屈原更多的具有山的品格的话，那么王昭君则充分显示了水的品性。屈原和王昭君都是大智、大仁、大勇者，诚所谓钟灵毓秀，地灵人杰，峡江的山水赋予了他们智者的慧心、仁者的情怀以及勇往直前的人格特质，并且，二者的品格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在历史积淀中，渐渐形成了这座小城刚柔相济的城市个性。我希望看到的是，无论梅子，还是当代秭归作家群，秉承这片土地的文化精神，逐渐形成个人的独特风格和浓郁的地域特色，而文化乡愁，应该是一种不竭的思想资源，毕竟，文学的根，在大地，更在历史的深处。